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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增减持的规模似乎又遵循了往年的“铁律”，增持规模远低于减持的。除此之外，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股东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对比来看，深市公司的重要股东的减持规模要远远大于沪市，而增持规模却要低于沪市。深市减持规模远超沪市增持规模被反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至上周六（5月28日），从总变动方向（增持股份数-减持股份数）来看，共有1041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实施了减持操作，共减持了86.94亿股，减仓参考市值达905.31亿元。其中中国石油的重要股东减持规模最大，减持股份数4.13亿股，减仓参考市值高达29.99亿元，并且这两者皆排在沪深两市公司的首位。

科信技术：实际控制人补充质押47.1万股科信技术公告，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登志的通知，陈登志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了补充质押，补充质押股份数为47.1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79%。截至2019年2月15日收盘，陈登志持有公司股份2627.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3%。其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930.5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5.41%，占公司总股本的4.47%。

7．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逐步实现自贸试验区内综合保税区依法依规全面适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支持在自贸试验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现货交易、保税交割、融资租赁业务。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支持发展国际贸易、现代金融等总部经济。在综合保税区内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符合环保要求的保税检测和全球维修业务，试点通信设备等进口再制造。促进文物及文化艺术品在自贸试验区内综合保税区存储、展示等。

以史为鉴，这种错误引发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表明， 长期性经济增长不如人意的时期，似乎也都是公众对少数群体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和无法容忍的时期——紧随其后的很可能就是各种动荡、恐怖主义、甚至战争。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意图保护美国工人和农民免受外国竞争。法案实施后五年中全球贸易额减少了2/3。不到十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然，二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没有什么标准路径一定会导向战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在引发冲突方面有重要作用。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高点通常会伴随一场严重的危机。收入不平等水平随后会降低，然后会再次上升，直至到达一个新峰值——以及一场新灾难。虽然由于样本点数量有限，收入不平等和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但我们对这种相关性绝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当现在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都处于历史最高位时。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考量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导致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按照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逻辑，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在现有情况下，全球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即刻推动长久以来承诺的结构性改革，同时用理智且相互尊重的全球对话来取代指责与敌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全球性大乱。

现在看来，“赌场”的形容多少有点精妙——即便做空令人蒙受巨额损失，但空头依旧源源不绝。金融科技公司S3 Partners的数据显示，自年初以来，做空特斯拉股票的投资者已累计损失逾80亿美元，其中仅周一股价飙升就令做空者损失近25亿美元。按照S3 Partners的说法，特斯拉的做空者比其他任何一只美国股票都要多，其空头净额比率超18%。